2026年初，文史学者周松芳推出《大儒与半仙——刘伯温新传》（以下简称《大儒与半仙》），同期在央视一套首播的历史剧《太平年》，则以五代政坛“不倒翁”冯道为主角之一，凭借着实力派演员董勇的演绎，重新激活了读书人“出仕与隐逸”“忠君与殉道”的千古争议。两部作品，一为史学新传，一为影视重构，却殊途同归地指向同一个沉重的话题：在王朝鼎革、苍生倒悬的乱世，儒者究竟应该如何作为？儒者的“太平年”到底长什么样？周松芳在该书“引言”开宗明义——“志在大儒，成为半仙”。
短短八个字，既是刘伯温一生的悖论，也是全书锋利的切口：他立志做孔孟之道躬身践行的一代大儒，身后却被民间塑造成神机妙算的半仙术士。这种从“人”到“仙”的异化，恰恰折射出元末明初浙东士人在出处进退间的撕裂与无奈。对照《太平年》中“长乐老”（冯道自号）的实用生存哲学——历仕五朝十一帝却自称“孝于家”“忠于国”，我们或许可以说：刘伯温想要的，是一个能让大儒施展抱负的太平年；冯道则退而求其次，希望在乱世中小心翼翼地守护“春播秋收”的民生底线。平心而论，刘基（刘伯温）何尝没有“冯道时刻”？冯道又何尝没有“刘基梦想”？两人的遭际都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镜像，映照出同中有异、异中有同的光谱。因此，既不能忽视其相似度，也无需放大其差别度。
《大儒与半仙——刘伯温新传》，作者：周松芳，版本：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1月。
周松芳此书对刘伯温在元朝“四仕四隐”之重要行迹——四次出仕、四次归隐——的考辨，填补了至正二年至八年（1342—1348）长达六年的“空白期”，考证出刘伯温曾北上干谒江浙行省及中书省要员的关键史实，推翻了以往研究界认为他纯粹闭门读书、不预世事的简单判断。
刘伯温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（1311），十四岁入郡学，二十三岁中进士，其学术根底在程朱理学与浙东事功之学之间，埋下一生荣辱进退的伏笔。初入仕途，获授江西高安县丞，为官清正，“遇吏如奴”（刘基一贯重官而蔑吏），严惩豪强，也因此屡遭构陷，被迫退守归家。元末吏治腐败，红巾军兴起，方国珍海上走私集团胁迫朝廷招安……置身此种“季世”，刘伯温每次出仕都怀抱“致君尧舜”的新希望，每次归隐都伴随着更深切的幻灭。周松芳特别注意将刘伯温置于“元代”而非局限于“元末”的语境中去解读——他五十八岁前几乎全在元朝度过，元朝对江南士人相对宽松的文化控制（没有明初文字狱之祸）、轻徭薄赋的地方治理记忆，构成了浙东士人群体“遗民心态”的底色：他们对蒙元未必有夷夏大防式的效忠，但对朱元璋严酷的新朝法度则更为抵触。
书中第一章《季世时代与盛世理想——刘基在元季的浮沉》作了铺陈：刘伯温初历宦海时的意气风发，中期在江浙儒学副提举任上因论劾贪官反遭罢职的无限愤懑，至正十六年（1356）辅佐石抹宜孙守处州抵御红巾军的短暂军事实践，以及最终在至正十九年（1359）彻底弃官回乡读书著述——这最后一次归隐，已不同于此前每次的待时而动，而隐含着对元朝复兴的绝望和对“明主”的暗中期待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周松芳通过对《郁离子》成书时间的考证指出：《郁离子》18章合计195则寓言并非泛泛牢骚之语，而是刘伯温在至正后期隐居时系统梳理其治国理念的“政治学大纲”，相当于提前为未来的“王佐”角色做好了理论储备。这正是他区别于普通隐逸文人之处：隐是为了待时，待时是为了行道，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全身远祸。此种“待时而出”的模式，与《太平年》中冯道随时入局随时退守、不执于一君一姓但守百姓生计的生存策略有所不同——冯道入局是为了安民于乱世，刘基隐以待时是为了拨乱反正开太平。虽然出发点都是努力实现儒家仁政理想，路径却因时代、处境不同而南辕北辙。
《大儒与半仙》第二章题为“忠臣与贰臣——佐明心事有谁知”，处理的正是刘伯温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府（1360）后至去世（1375）这十五年中最敏感也最痛苦的一段心路历程。书中并未回避那个尴尬问题：刘伯温仕元三十年，食元之禄，中元之进士，为何最终却像“贰臣”一般投奔“淮西武夫”朱元璋？周松芳的回答，称得上克制而富有同情——这不是刘基个人的一次简单投机，而是在元末江南士大夫群体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：当方国珍被朝廷姑息招安、当石抹宜孙孤立无援兵败身亡、当元廷内部党争消耗掉最后一线中兴可能，像刘伯温这样的浙东儒者已经开始从“夷夏之辨”转向“生民之辨”——谁能让天下止戈、恢复秩序，谁就更接近“天命”。
然而，即便“从龙”有理，入明后的刘伯温也绝不快乐。周松芳在第二章专列一节“仕明：走向悲剧”进行深度剖析：刘基在朱元璋处始终未被授予实权——三年参谋而无正式军职，《明史》讳言其军功（淮西集团排挤，加上明成祖重修《实录》时有意贬抑），所献“时务十八策”的战略价值被史官压缩为寥寥数语，又被后世附会为神机妙算。更为致命的是，朱元璋的治国思路与浙东士人设想的“王道”渐行渐远——雄猜好忌的新皇采用严刑峻法、锦衣卫特务统治，废除丞相，打击江南地主，而刘伯温等人憧憬的是轻徭薄赋，儒臣议政，恢复唐制的三省六部制衡模式。洪武四年（1371）初，刘伯温便以“疾笃”告归，不肯再预人事。但最终难逃厄运，先是于洪武六年（1373）因故被迫入朝，引咎自责，留京不归。最终于洪武八年（1375）被胡惟庸挟嫌构陷，服药后毒发而亡——无论是否朱元璋直接或间接下毒，刘伯温之死都与他在新朝的被猜忌、被边缘化直接相关。
书中第四章《遗逸之际——刘基遗民心态探微》尤其精彩。周松芳引刘伯温晚年所作诗句为例，反复论证其内心始终摇摆于“我是否已背叛元朝”的自我诘问与“我为生民择明主有何不可”的自我排解之间。“遗民”不一定是穿着前朝衣服之人——在元明易代的特殊语境下，它更接近一种精神姿态：保留对旧日文化宽松氛围的记忆，对新朝酷烈钳制保持距离，以诗文、以归隐、以沉默来表达不合作。这种“遗逸之际”的暧昧与痛楚，恰是《太平年》中冯道所没有的——冯道身处五代，王朝平均寿命不到十年，“遗民”概念实已失去依附对象，他只需面对“当下之君”，而非“前朝之魂”；而刘伯温既要面对一个延续九十八年、他曾真心服务过的蒙元，又要面对一个以“驱逐鞑虏”为合法性基础却迅速露出暴虐獠牙的大明，他的出处抉择无可避免地承担着双倍的道德重负。
电视剧《神机妙算刘伯温》（2015）中的刘伯温（前排右一，何冰饰）。
周松芳此书最大的学术成就之一，是系统构建了刘伯温“半仙”形象的生成逻辑，提出三重成因：
其一，军功被遮蔽后的“历史补偿”。刘基在朱元璋阵营数年的主要角色是谋士而非将领，鄱阳湖之战等重大战役他未直接指挥，而淮西武将集团（徐达、常遇春、汤和等）垄断了“开国功勋”的叙事话语权。后人觉得如此重要的人物不可能仅有“参谋”“顾问”身份，故而在民间叙事中不断层累地追加其神迹——从献计破陈友谅延伸到“借东风”“呼风唤雨”，一代代粉丝坚定地将其塑造成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超级“军师”。
其二，家族与地方力量的人为“抬升”。刘伯温的后裔以及浙东地区的地方文人，为了抬高门楣、争夺话语权，不断地往他身上追加光环，比如在行状、神道碑、族谱中有意无意加入灵异元素（出生时红光闪现、临终前交代葬地等）。另一方面，青田、处州等地百姓也乐于传颂乡土出身的“活神仙”故事。双向奔赴之下形成的合力，自然而然地启动并延续了“神化”（“异化”）程序。
其三，俗文学的放大和谶纬文化的投射。明代中晚期《英烈传》《承运传》等讲史小说大量采用“军师VS军师”的叙事模式，不断将刘伯温“术数化”，以迎合市井大众的审美趣味。刘伯温本人确实精通象纬之学，但在后世民间传说中，这种“精通”被无限放大为“神通”。著名的《烧饼歌》即是一例——虽然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后人托名伪作，但它在民间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刘伯温的任何一篇诗文。
周松芳特别强调：刘伯温本人的确深谙阴阳风角之术、谶纬术数之学，因为这是元明儒者通习之业——象数本是《周易》固有部分，浙东学派亦不废天文历法、地理形法。但刘伯温反对过度迷信，在《郁离子·天道》中明确说“天道幽微，非可臆也”，在政务决策中以理性研判为主。将其术数素养夸大为呼风唤雨的“活神仙”，是对一位经世大儒的严重扁平化。此节（“王佐之路与谶纬术数之学”）史料丰赡，论述扎实，堪称全书最大亮点之一。
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看，后世“造神”可视为对前世创伤的一种“补偿”。刘伯温在朱元璋手下的郁郁不得志，儒家知识分子在极端皇权面前的卑微与无力，通过“神仙化”的变形，摇身一变为文学世界中的全知全能者。民间实在接受不了这样荒诞的事实：一个能辅佐真龙天子的绝世天才，最终竟然败给了几个凡夫俗子！于是，必须让他“神化”——他不是输了，他只是“功成身退”，或者说，他本就是天上星宿下凡，人间游历一遭，最终归位仙班而已。
这种“补偿机制”，与电视剧《太平年》中对冯道的“重新发现”，有着惊人的对称性。在冯道身后，他长期被主流舆论设定为忠节观的反面教材，最经典的骂名是欧阳修的“无廉耻者”、司马光的“奸臣之尤”，至于王安石等人的赞许（详后）则显得颇为另类。谁承想，千余年后，《太平年》主创团队与学术界的部分人士（如〔日〕砺波护著、郑淦译《冯道：乱世的理想与人生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版）无意间形成了一股合力，旨在把这位“官场不倒翁”从道德绞刑架下解救出来，还原为“乱世裱糊匠”（晚清李鸿章仍以“破屋裱糊匠”自嘲）或“以民为本的务实儒者”。
如果说冯道是在“被污名化”后等待正名，那么刘伯温则是在“被神化”后等待还原。周松芳的工作，正是将历史风尘和小说家言裹上的神秘外衣一层层剥去，还给世人一个真实的、有缺憾的甚至颇显狼狈的刘伯温。从传播效果来看，这种还原非但没有减损刘伯温的魅力，反而让他显得更加伟大。因为，那个在权力夹缝中挣扎、在理想与现实间撕裂的“大儒”，远比那个无所不能的“半仙”更值得我们深思。
电视剧《太平年》（2026）中的冯道（董勇饰）。
《太平年》剧名本身即暗示着一种乌托邦渴望——乱世之人盼“太平”，哪怕只一年也好。鲁迅不也引用过这样的俗语——“乱离人不及太平犬”？冯道在《长乐老叙》中说：“在孝于家，在忠于国，口无不道之言，门无不义之货。”他的“国”，不特定某个王朝，而特指“生民社稷”。所以他可以在后唐劝谏皇帝轻徭薄赋，在后晋出使契丹保全中原百姓不死，在相位上主持刊刻九经以延续文脉——这些都是在承认“太平年不可期”的前提下，尽一己之能降低乱世的破坏系数。王安石赞其“屈身以安人，如诸佛菩萨行”，王夫之说他“周旋于乱君之间，曲全其民”，大抵皆着眼于此。
刘伯温则不同。他一直在等待“真命圣君”——一个如舜帝般的明主，能使儒家王道真正落地。朱元璋初至应天府时，刘伯温献“时务十八策”，内容涵盖明教化、正人伦、均赋役、汰冗兵等多方面，俨然一份理想主义政纲。当现实证明朱元璋要的是法家式集权而非儒家共治时，刘伯温业已骑虎难下——出山太晚（五十岁），退路已断（家族在浙东被新朝纳入管辖范围），最终只能以告病归乡、闭门不见宾客的方式做消极抵抗。他的“太平年”是儒家三代之治的微弱回响，在洪武朝高压下注定落空。
倘若穿越时空，或可从冯道、刘基身上概括出中国士大夫出处进退的两类范式：
一是“冯道型”，亦可谓“五代模式”。做法是接受乱世常态，放弃“致君尧舜”的高标，以最低限度的儒家底线（不妄杀、护文脉、安小民）在权力缝隙中巧妙运作。其优点在于讲实效、能救急而少虚骄气；缺点是易被指斥为不讲操守、助纣为虐——但若按“从道不从君”的标准重新框定忠诚对象，其选择也未尝不具备伦理“正当性”。
一是“刘基型”，亦可称“元明模式”。做法是坚持“待明主而出、得行其道则留、不得则去（或隐或死）”，出与处皆系于道统而非权位。其优点是人格刚烈、理想高洁、文脉担当（《郁离子》寓言散文在文学史上地位崇高，周松芳在书中称赏不已）；缺点是易陷于“遇”与“不遇”的命运焦虑，一旦所托非人，则迅速堕入悲剧性毁灭——刘基、宋濂（死于流放途中）、方孝孺（被灭十族）皆属此脉络。
《诚意伯文集》中的刘伯温像。
《大儒与半仙》在方法论上的特色十分明显，有必要专辟一节稍予揭橥。周松芳本是古代文学博士出身，师门历来有“重视文学本体研究的传统”，其博士论文《自负一代文宗：刘基研究》为早岁成名之作。此次精心修订而成的新著《大儒与半仙》，则进一步将文学与史学打通——大量征引刘基各时期诗文以证其心境变化：少年得志时多有胸中磅礴不可御的豪句，元末失望时“九疑”意象（隐喻求舜主而不得）反复出现（在刘诗中凡四十余见），仕明后“病马依风枥，寒虫泣露莎”的比兴自况，归隐后“荷鉏带月南山下，犹胜鞍马走尘沙”的解脱与酸楚并存。诗、史互证，使得这部人物传记不仅有骨架（年谱、宦迹、战争），更有血肉（情感、困惑、信念）。
第五章《允为明代之冠——刘基诗歌创作的特征及其影响》与第六章《自负一代文宗——刘基的散文创作》各自成篇，详析《郁离子》与《卖柑者言》的寓言艺术、《春秋明经》的理学取向、四言诗的复古意图。周松芳认为刘基诗分前后两期——元时“清刚骏快”，明初“苍深悲郁”，诗风丕变正是传主出处转折的外化。初读时，总觉得这两章难免脱离叙事主线之嫌；再读后，才发现它们不啻全书的学术“压舱石”。毕竟是书生，作者从来就无意写一部“戏说型”的畅销传记，而是要给刘基再研究提供可征引的新文献、可参考的新结论。
电视剧《太平年》（2026）中的冯道（董勇饰）。
将《大儒与半仙》与《太平年》跨界并观，会产生一种难以尽述却真实可感的互文效果。
《太平年》里的“年”，是对岁月静好的奢望；而刘伯温的“温”，亦可看作对人情温暖的寄托。然而，无论是冯道的隐忍或圆滑，还是刘伯温的刚直或算计，在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面前，都显得卑微渺小甚至可笑可悲。
周松芳在“后记”中写道，他希望通过这本书，让读者看到一个“血肉丰满”的刘伯温。总体而言，作者如愿以偿矣。这部书虽然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传记，以生平行事、作品系年、交游考订为骨架，但隐匿于其间的却是这样一个追问：知识分子在乱世面前，究竟应该（或者能够）扮演什么角色？是像冯道那样，忍受道德污名，却实实在在做一些“好事”？还是像刘伯温那样，一再试图成为“帝王师”，从顶层设计上改变国家的走向，哪怕最后粉身碎骨？从周松芳的考辨来看，刘伯温大概是两者都想要（有点类似于今日之段子——“既要……又要……还要”云云），但两者都没能做到极致。他在元朝想做“循吏”而不得，在明朝想做“帝师”亦未得。他的一生，就是在“道”与“势”的夹缝中被反复碾压、最终幻灭的挣扎史。
这，或许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宿命。唯一令人稍感欣慰的是，尽管他们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理想抱负，却能在百姓的想象中被供奉，被赋予呼风唤雨的超能力或者纤尘不染的纯洁性。学者周松芳孜孜矻矻二十载，又将历史人物刘伯温从虚拟的神坛上请了下来。不过，这非但没有贬损刘伯温的形象，反而让我们看清了历史的真相：在那个名为“太平”实则动荡的年月里，所谓“英雄”，不过是凭借一口气（还要有运气加持）撑到底的读书人罢了。而这口气，有时候是“半仙”的荒诞，有时候是“大儒”的执拗。
“大儒”之梦，终究碎于朝堂；“半仙”之身，或能成于江湖。也许这就是刘伯温的“太平年”——一个无法抵达却一直被人向往的远方或将来。
来源：新京报书评周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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